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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贤皓的部分文章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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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东谈主小传

郁贤皓，1933年生，上海东谈主。196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汉文系，留校任教。曾任南京师范大学古文件酌量所长处，曾兼任中国李白酌量会会长、中国唐代体裁学会副会长、寰球古籍整理出书谋略指引小构成员。著有《李白丛考》《唐刺史考》《李太白全集校注》等。

南京师范大学藏书楼储藏着一套郁贤皓先生捐赠的《李太白全集校注》，捐赠时辰是2021年5月。这部2016年出书的文章，是郁先生终生酌量李白的结晶。掀开赠书，他批阅、修改的字迹为数众多。不错想见，从此书出书到捐赠的5年间，那时已年过八旬的郁先生，仍然在白首穷经地立异着我方的文章。

在有着“江南文枢”之誉的南京师范大学，郁贤皓先生是继孙望、唐圭璋、段熙仲、钱仲联等老先生之后，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古代体裁酌量众人之一。他从李白酌量开首，于唐代体裁、唐代历史酌量中飞动，硕果累累。

章黄后学

郁贤皓先生1933年生于上海，少年失学，12岁就到上海光华电业制造厂当工东谈主。新中国成就后，他作念过通告、办事，还作念了几年新闻使命，累积了塌实的翰墨功底。1957年，郁先生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汉文系，走上学术之路。

经过1952年的院系改变，在孙望先生的主抓下，南师汉文系汇聚了不少古典体裁名家。孙先生早年在金陵大学修业，得到黄侃、胡光炜、吴梅、商承祚、胡翔东等先生带领，打下了深厚的古典体裁基础。郁先生师从孙先生，在治学场合和治学重要上都受到孙先生影响。孙先生往往教会学生：“要为我方遴选一两部书，准备花终生最大的元气心灵去从事酌量。要有勇气在这一两部书的钻研中取得度越前东谈主的效果，具有开创的见解。”郁先生一世精研李白，其学术场合的选拔正源于此。孙先生极抚玩清代乾嘉家数不务空名的考据重要，认为“无论搞诗文的审视分析，或者搞诗东谈主作者的年谱，都离不开考据。作念常识必须对作者的每一个交往建设专案，从各关联竹帛中找材料，凭借史料分析、考据，才能得出正确论断，才能‘知东谈主论世’，在此基础上写出的文章才是坚实的。”（郁贤皓《谈德文章皆吾师：先容孙望先生》）同在南师汉文系任教的徐复先生，是章太炎、黄侃的嫡传弟子，不异宠爱考据，崇拜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郁先生的李白酌量宠爱作者交往、详确细节考据，等于受到了这种学风的影响。1961年，郁先生毕业留校，教古代汉语，不绝研读清代朴学家著述，并旁听南京大学黄淬伯先生讲《一切经音义》、洪诚先生讲《旧书疑义例如》，夯实了小学基本功。1963年，因徐复先生推选，郁先生受邀参与《辞海》立异使命，1965年立异齐全。1973年《辞海》不绝立异时，郁先生参与“示”部至“羊”部的立异和毅力使命。而后《辞海》历次立异，郁先生都行为编委兼分科主编参与其中。

1978年，孙望先生的大学同学、驰名体裁史家程千帆先生受聘至南京大学任教，住处离郁先生家很近。当年冬天，郁先生便随孙先生看望了程先生。郁先生先容了我方那时的酌量使命，程先生告诉他：“作念进修不成只作念教书匠，教书是为了培养东谈主，培养东谈主领先要陆续莳植我方，是以还要作念常识。作念常识领先要不务空名征集贵府，对贵府进行排比考据，你的作念法是对的。第二步才是在考据的基础上从理由论酌量。”“有的东谈主只作念第一步的使命，不作念第二步的使命，是不错的。有的东谈主只作念第二步的使命，第一步的使命不作念，则断断乎不可。”程先生这里说的“第一步”使命，是指全面仔细梳理酌量对象的所有贵府。程先生的饱读吹，让郁先生充满信心，而后往往上门讨教。

钟情李白

郁贤皓先生对李白酌量情有独钟。

1971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出书，出于对李白偏激诗歌的爱好，郁先生对此书中对于李白的部分精致读了好几遍，“我认为其中有不少精好意思见解，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那时的李白酌量，多局限于诗歌想想性和艺术性的分析，对李白的生平职业和交往缺乏久了稽考，未能作念到知东谈主论世，因此对作品的领会多流于主不雅预计，间隙百出”。那时，学术界对于李白的降生地、一入长安照旧两入长安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平直影响了对李白作品的分析和领会。于是，郁先生决定把李白酌量行为我方的酌量课题，从考据李白的生平职业偏激交往开首，以期冉冉科罚李白酌量中永久存在的疑窦和难点。他认为：“如若宏不雅的表面酌量莫得无数的微不雅的实证酌量的效果行为基础，那宏不雅的‘表面’势必流于空言，致使会出现过失的论断。”

转变绽开后，郁先生陆续发表十余篇论文，从不同角度酌量李白的职业与交往。1982年，这些文章被结集为《李白丛考》一书，由陕西东谈主民出书社行为“唐代体裁酌量丛书”的第一种出书，这亦然郁先生的第一部文章。他我方评价该书：“通过久了考据，科罚了一些疑难问题，订正了前东谈主酌量中的一些过失，为正确地久了酌量李白生平想想和作品打下了一定基础。”

《李白丛考》阐述了李白一世“两入长安”。20世纪60年代往常，学界一般认为李白一世只到过长安一次，即天宝元年（742年）秋奉诏入京待诏翰林，天宝三载（744年）春离开长安。1962年以后，逐步有学者质疑该论断，并提议“两入长安”的不雅点。郁先生的《李白两入长安及关联交往考辨》《李白初入长安职业探索》等论文，认识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西入秦海，一不雅国风”一语，解析李白诗作《以诗代书答元丹丘》中的“三见秦草绿”，将李白《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的厚谊抒发与张九龄《张说墓志》参证，又通过李白多篇诗作分析出两次入长安的时辰与旅途各别，得出论断：李白于开元年间第一次入长安，停留三年，于天宝年间第二次入长安，仅停留一年。在现有李白诗篇中，有的作于终南山隐居之时，有的作于邠州、坊州社交之际，这些作品均作于开元年间第一次入长安之时。彼时李白未求得官位，故解放来去于长安附进，非天宝年间入长安之事。郁先生从五个方面阐述了李白两入长安的时辰和旅途，使两入长安之说得到实证。郁先生我方说：“李白两入长安的发现与被宽敞承认，不仅科罚了李白生平职业中的一个难题，况且对李白许多进攻代表作品的系年必须再行酌量，乃至李白的创作谈路也必须为之改写。”在此之前，学者在李白一入长安的布景下，将《蜀谈难》《梁甫吟》《将进酒》《行路难》《梁园吟》等诗系于天宝三载（744年）之后。跟着“两入长安”说的成就，学界对于李白诗歌的创作历程有了全新领会。

对李白交往的考据，是郁先生李白酌量中创获最多的鸿沟。这些酌量主要鸠集在李白与宋之悌、羽士吴筠等东谈主的关系上。《李白诗〈江夏别宋之悌〉系年辨误》一文推翻了将《江夏别宋之悌》系于肃宗乾元元年（758年）的过失，并指出宋之悌乃初唐诗东谈主宋之问季弟，卒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前。可知李白在此时就依然创作出工稳的五言律诗，他的五律不是直到东谈主生晚期才肃肃。《旧唐书·李白传》纪录：“天宝初，客游会稽，与羽士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郁先生在《吴筠荐李白说辨疑》一文中，诱骗李白我方的文章以偏激他史料，指出“筠荐之于朝”“与筠俱待诏翰林”有误，进而指出李白于天宝年间待诏翰林乃玉真公主之荐。

郁先生对李白生平职业、交往对象的推行，既补正了史料纪录，也为酌量李白诗风发展提供了可靠材料。

以对李白生平、交往的酌量为基础，郁先生开动了对李白诗文的整理使命，删伪补遗、校勘、笺注、评笺，于是就有了《李太白全集校注》。此书以日本京都大学东谈主文科学酌量所影印静嘉堂文库藏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为原来，参校诸本以及历代总集。郁先生将我方的新不雅点、新发现都融入每篇诗文前后的“题解”“校记”“审视”“评笺”“按语”之中。《古风》“天津三月时，千门桃与李”句，郁先生的按语是：“此诗当为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春游洛阳时所作。据《旧唐书·玄宗纪》纪录，开元二十二年己丑，玄宗幸东都，由此可知是年春天百官在东都上朝全为写实。第一段写阳春三月，天津桥边千门万户桃李绽放，鲜花鲜艳，动东谈主心魄……”这种致密的解析，离不开深厚的史学、文件学基础。

由文入史

在酌量李白的进程中，郁先生发现：“唐东谈主诗篇中提到的交往常有某州某使君、某郡某太守，而不知其名，因此不知诗的写稿年代，很难久了领会诗意。”他由此猜想不错编一部唐代地方主座的器具书，这一学术目的得到程千帆先生的致力于赞同：“这确乎是学术界相配需要的书。唐代有许多诗东谈主当过刺史，诗文中提到的刺史就更多，有的只知其姓而不知其名，如若能把名字考出来，考出此东谈主的职业，那等于对学术界很大的孝顺了。这么的书，酌量唐代体裁、唐代历史、唐代社会的东谈主都是不可短缺的。”程先生还建议将此书命名为《唐刺史考》。

1987年，《唐刺史考》出书，“全时全地”地对唐代地方行政主座的姓名、任职时辰、行迹进行推行。在时辰上，此书所考列州刺史起自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至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与唐代国祚特别。在地域方面，此书基本涵盖了唐代所有州郡。在编撰理念上，郁先生不仅详确传世文件，也详确出土文件，无数援用唐东谈主墓志拓片。为了搜求这些墓志拓片，他曾到南京藏书楼请版块目次学家杜信孚先生襄理，“他听了我的来意，很快就把我所需要的《芒洛冢墓遗文》等石刻贵府书逐一拿了出来。他还告诉我，馆内藏有《千唐志斋藏石》拓片，近些年险些莫得东谈主查阅过，说着，就关心地把沾满灰尘的几捆拓片都搬了出来交给我阅读。这些拓片天然缺了二十多张，但使我从中赢得了许多进攻贵府。”1983年暑假，郁先生带着助手方义兵到上海藏书楼古籍部查阅隋唐五代墓志拓片，二东谈主流通使命十余天，将馆藏的一千多张隋唐五代墓志拓片翻阅齐全，摘抄了无数贵府。《唐刺史考》所援用的这些墓志文件，为学界提供了许多便利。

《唐刺史考》出书后，郁先生又开动对其进行增补，经十余年贫瘠精研，于2000年出书了《唐刺史考全编》。此书补充搜罗了十余年中新出土的唐代文件，对其加以整理、成列、检阅，订正了原书百余处过失，新增2000多个刺史的任职情况。

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杜牧、韩愈等诸多唐代诗东谈主，都作念过父母官。利用《唐刺史考全编》，读者对于这些诗东谈主的生平经验，一检即得，并不错由此推行他们的交往情况。《唐刺史考全编》考据出崔玄亮长庆三年（823年）至宝历元年（825年）为湖州刺史，由此即可详情白居易多篇诗作中的“崔湖州”都是崔玄亮。因此，此书虽为史学文章，但对体裁酌量也很有匡助。

在文件酌量方面，《唐刺史考全编》集聚了多样唐代史料，将繁密唐代州郡主座的贵府搜罗殆尽，并对援用的每一条规件贵府都进行比拟鉴识，以判定其真伪，订正了汗青中的一些过失，这使得该书成为阅读、酌量唐代史料的进攻文件。

在郁先生的文章中，与《唐刺史考》并称的是《唐九卿考》。该书的编撰与他考据李白《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一诗中的“卫尉张卿”关联。他回忆说：“那时我就想，唐代职官的器具书已有《新唐书·宰相表》《唐仆尚丞郎表》《唐尚书省郎官石柱落款考》《唐方镇年表》，那时我已在从事《唐刺史考》的使命，如若有一部《唐九卿考》的器具书，不错给学东谈主查稽九卿带来节略，不错解任遍稽史籍之苦。于是自此以后，我就对唐代九卿的贵府加以属意，在从事《唐刺史考》使命的同期，在朝史、杂录、金石、方志等文件中，凡遭遇唐代九卿的贵府，都作念成卡片。”郁先生与其弟子胡可先在常常征集历史文件、金石文件、体裁、方志别乘等各方面贵府的基础上，对唐代九寺正卿与少卿赐与考据、辨析，对九卿的历史演变、职能变革、东谈主员改变以及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等问题进行酌量，填补了唐史酌量的一个空缺。

在体裁、史学酌量以外，郁贤皓先生还整理了《元和姓纂（附四校记）》一书。《元和姓纂》是酌量唐代东谈主物姓氏的史籍，原书安闲已久，今本由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史学家岑仲勉于1948年出书《元和姓纂四校记》。原文与校记分行，学者利用极为未便。1982年3月，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傅璇琮先生致函郁先生，请他对《元和姓纂》进行整理。傅先生了解郁先生的李白酌量，信服他合适整理此书。郁先生深知《元和姓纂》《元和姓纂四校记》对唐史酌量的进攻性，故欢然禁受此任务。经他与陶敏教训多年用功，1994年，经孙望先生审订的《元和姓纂（附四校记）》整理本终于告竣，此书于今仍是唐代文史酌量者案头必备的器具书。

朴学之风

行为章黄后学，郁先生无论在什么鸿沟钻研，都详确乎证，用文件语言。

他酌量李白，领先把李白的诗文作品熟读，在阅读的进程中，还写下了札记，“将李白诗文中提到的东谈主物，一皆制成卡片，并将姓名按四角号码成列编制成索引，将卡片装订成活页册。然后精致地阅读多样贵府，从唐东谈主别集到多样条记，从姓氏书到宋元方志，从佛藏、谈藏到石刻拓片，一朝发现关联李白偏激交往的材料，立即写进卡片中去。”在《李白选集》一书中，郁先生对所摘抄的三百余首李白诗、十余篇李白文，均作了校订、审视和纪年。李白诗作抒怀趣强，不错纪年的印迹未几，但郁先生尽心梳理，使诸多文件得以轮廓利用，并诱骗诗文的主旨，将李白诸多诗文系年。

有一段时辰，学界好多东谈主认为唯有宏不雅的表面酌量才有价值，把考据视为“雕虫小巧”。郁先生反对这种“一刀切”的不雅点，在他看来，乾嘉家数有过于烦琐的污点，然则其反对泛论、宝贵实证的理念仍然值得被秉承与阐述。清东谈主黄锡珪所著《李太白年谱》附录了三篇文章，黄氏称这三篇文章“的系李白真作，无可疑者”。郁先生发现，这三篇文章皆见于唐东谈主安详及的文集《毗陵集》，于是对文中所说起的东谈主物、事件进行久了考据，最终料定这三篇文章乃安详及所作。这种塌实的文件考据，是宏不雅酌量不可或缺的基石。

20世纪50年代末上大学时，郁先生就往往去南京颐和路的南京藏书楼古籍部看书，其后也常到国度藏书楼、上海藏书楼等古籍储藏较多的藏书楼访书。1963年，他利用赴上海参与《辞海》修纂的契机，屡次抽时辰到上海藏书楼抄书。前文依然说起，为编撰《唐刺史考》，郁先生不辞忙碌到处寻访墓志文件。在郁先生那儿，多样文件并不是伶仃的，而是具有内在筹商的全体。正如孙望先生所说：“凭借碑志以侦探东谈主事，自是很好的办法，但这仅仅贤皓同道资以考据的一个方面。此外，跟着问题性质的不同和贵府情况的不同，他还采纳多种路线去求得疑难的科罚：从诗文中去寻找内在关系，从历史布景上去找外缘关系，或从时辰、地点、官衔的异同上去找印迹，或从亲友交往、聚散聚散上去作推敲，也有的技术从版块校勘上去寻求旁助，等等，路线是多方面的。”

全面征集文件，充分挖掘新材料以及前东谈主忽略的文件，无邪讹诈文件，使酌量论证科学、充分、具有原创性，这也许等于郁先生在学术之路上大略陆续冲突的诀窍所在。

（作者：刘畅fc2 巨乳，系南京师范大学体裁院词学酌量中心助理酌量员）